故此，基督教不可避免地提出了一种关于良心不安（an uneasy conscience）的宗教表达。只有在基督教的信仰中，人才能够不仅理解自身原罪的真实性，而且才能避免犯以下的错误：即，把自身的罪恶归咎于他人而非自己。指出人易受其所处环境的诱惑，当然是可能的。人恰好站在自然与精神的交汇处。精神的自由使他打破了自然和谐，而精神的傲慢却又阻碍他重建新的和谐。精神的自由让他能够创造性地利用自然的力量和方法。然而，他无视自身有限存在的约束，这导致他否定了关于自然和理性二者的形式与制约。人的自觉是一座俯瞰着广袤而包罗万象的世界的高塔。它只是空洞地想象着：它所看到的是一个无垠的世界，它并不是一座矗立在这个世界的流沙之上的象牙塔。
这一章的目的之一，就是更充分地分析基督教原罪理念的意义，并解释关于良心不安的基督教表达。对此，写下以下事实便已足够了，即，基督教人性观陷入了一种悖论：它一方面宣称人类拥有较高的道德水平，另一方面又比其他人类学对人的原罪表现出更严肃的关切。
（四）现代人性观
现代人性观部分得益于古典人性观，部分得益于基督教人性观，部分得益于与众不同的现代主题。从经典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古典理性主义，到更富于自然主义色彩的理性主义，传统的古典成分似乎在逐渐消减。也就是说，在古希腊时期处于从属地位的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之自然主义，在现代已经取得宰制性地位。这种现代自然主义与基督教将人视为“创造物”的观念相一致，但是与基督教的“上帝影像”的理念相矛盾，早期文艺复兴运动在反对人是原罪者这一基督教理念时，强调了后一方面。在现代人性概念中，古典人性观、基督教人性观以及独特的现代人性观奇特地混合在一起，这造成了各式各样的困难和混乱。这些困难和混乱可简要归纳为：（1）那些在理想的与自然的理性主义内部之间以及在（理想的或自然的）理性主义与生命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的现代人性观的内在矛盾；（2）那些已受到现代历史驳斥的、关于现代文化中人类本性的假定，尤其是关于个体性的假定；（3）那些与已知的历史事实相悖的关于人性的假定，尤其是关于人性本善的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