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些关于政治宽阔、美好的思想在现实中屡屡碰壁。在这个领域，需要更多人站出来大胆指证、表达异议、提出批判。面对政治，想保持客观、平和，害怕争议，害怕被贴上政治化标签，往往意味着对问题的回避，对坚守内心道德的犹疑。因此，政治就像一块试金石，是把自己与现实和他人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和通道，是需要出示人性温度和内心道德的公共地带。可以说，一个富有政治热情的人也一定是现实感强烈的人，是一个把自我与他人的生存能建立紧密关系的人。所以米尔斯认为：“知识分子的团结和努力必须集中于政治。如果思想家不涉及政治斗争中的真理价值，就不能负责地处理活生生的整体经验。”[98]正因为认识到政治关系到更大多数人的生存，所以萨义德等人才要求知识分子介入现实政治，不赞同“完全抽离的、超乎世俗的、象牙塔里的思想家”，不主张“极为孤立并献身于深奥，甚至可能是玄奥的题材”，要发挥知识分子在关涉众多人的公共事务面前、“在受到形而上的热情以及正义、真理的超然无私的原则感召时，叱责腐败、保卫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压迫的权威”的抗议功能。
既然政治的领域那么开阔，对政治的介入如此必要，我们时代的文学还需要唯恐避之不及地远离政治吗？无可否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回到文学自身”“尊重文学内部规律”“注重文学的审美性”，倡导“纯文学”自有其时代的合理性。但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个时代强调文学规避政治，是因为对政治的理解比较狭隘，没有在更宽阔的理论背景上去思考政治。时至今日，要求文学远离政治的做法已不合适，我们不能再因为对威权政治的反感，而让文学远离政治的全部，这会让我们的文学因为丧失对更大多数人普遍生存境况的关怀而变得日渐冷漠，而这种状况已成为当下文学不可忽视的症结，所以文学应该回到政治的原点，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应该重建全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