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当时中国人的地缘文化观念,并不仅见于南北之间。如南方革命军内部粤系与浙系之间亦是壁垒分明。北伐前夕《晨报》指出:蒋介石“自成立党军以来,即积极实行其大浙江主义,对于粤籍将领所统之军队,久思彻底将其解决,故始则除梁鸿楷,继而灭郑(润琦)、莫(雄),再进而驱逐许崇智,至是号称粤籍军官者,仅有两李(济深、福林)一吴(铁城)。”《大公报》亦指出:“广东现在完全为浙江人势力,蒋氏援引同乡,无所不至,各机关书记且多浙籍,粤人侧目久矣。所谓左右派之争犹是表面上话,实际浙人非浙人争饭碗而已。”《大公报》的另一篇文章还谈到:“前月南口战事紧急的时候,北京大捕陕西人。现在武汉战事紧急,宁波人在汉口难得安身。吴子玉(佩孚)在武汉杀了二十个学生,内中十九个是湖南人。陕西人被捕,为的有人和田维勤作对;宁波人不安,为的和蒋介石同乡;湖南学生被杀,为的湖南现在成了南军的大本营。”
相对隐约可见的地域观念而言,政治宣传对民众动员的作用,在北伐当时更为彰显而直接。张君劢于1926年10月底到武昌考察时,感受“最触目之点有二:其一,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按户悬挂,布旗不备,以纸代之;其二,政治口号之多,超于国内各香烟公司广告之上,譬曰‘一切权力属于党’,曰‘政权归于革命的民众’,曰‘肃清反革命派’,曰‘拥护革命中心力量’,曰‘巩固革命联合战线’。总司令部有政治总部,指挥部有政治部,各军各师各旅中无不有之。此外有省党部、市党部、工会、学生会各编制标语,以炫耀其宣传之能。故武昌全城,几成一口号世界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