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时可以再看见朋友们，
跟他们游山，玩水，谈心，
喝杯咖啡，抽一支烟，
念念诗，坐上大半天？
只有送敌人入殓。
这几行诗命意肤浅、节奏松弛、语言乏味，最后一行尤为不妥。《心愿》作于一九四三年，正当抗战末期，诗人那时在日军占领的香港，并曾入狱。但是“只有送敌人入殓”一句不足表现抗战的心情，因为“入殓”的形象不够鲜活，语言也太文绉绉，显然是在勉强押韵。
诗人的态度要真正有所转变，并不容易，因为“知道了”并不就等于“觉得了”。知性的转变如果缺乏感性来充分配合、支持，那转变就不真实、不彻底，只是一个空洞的观念吧。所谓“生活态度”，细加分析，“态度”只是知性，“生活”才是感性。许多所谓“健康写实”的作品，只有“态度”，没有“生活”，终不免沦为半生不熟的宣传品。三十年代的诗人大都面临一个共同的困境：早年难以摆脱低迷的自我，中年又难以接受严厉的现实，在个人与集体的两极之间，既无桥梁可通，又苦两全无计。真正的大诗人一面投入生活，一面又能保全个性，自有两全之计，但是从徐志摩、郭沫若到何其芳、卞之琳，中国的新诗人往往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诗风“变”而未“化”，相当勉强。戴望舒以四十五岁的盛年逝于一九五〇年二月，不必分割自己去迁就另一个极端，适应另一个现实，仍算是幸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