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信者接着向我倾诉他的遭遇及心理状态：
我仍然受到肆无忌惮的攻击和毁谤，登峰造极的恶劣文字，是发表在最近的《泉城文艺》的一篇，海内学人读此莫有不气愤的——包括不同意我的观点的人在内（为了不让这种丑恶的文字破坏了我的宁静的工作环境，我至今还不愿意读它），我对此坦然，我准备看看这类丑剧演到什么时候、什么程度才收场。
然后，他再回到对《最后一只玉鸟》的读后感上：
你的支持——一种运用文学形象的特殊手段的支持——给了我信心。
同样，我也会全力支持你近来所作的一切探索……我觉得你的创作正挺进在一条宽广的大路上……
三十年过去，如今新一代作家，可能很难理解那时我们的心情。那时的“攻击和毁谤”，基本上都是政治性的，那时候还没有形成如今这样多的社会空隙，如今人家不把你收进社会的主体结构，不把你当成砖瓦，你有很多的机会成为“社会填充物”，在“正经砖瓦”的缝隙里成为“粘合剂”甚至“共生物”，那时候就还不是这样，如果哪怕是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宣布你“反动”，无论你原来已经拥有了怎样的社会影响，都存在着立即被抛出主体结构之外，陷于无话语空间的可能。写到这里，我想许多读者应该能够猜出这封信是谁写给我的了。对了，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的诗歌评论家谢冕。那时候《诗刊》退回他的稿子。作为一个《诗刊》的老作者，一个资深的诗歌评论家，在那时候不仅对谢冕本人是个刺激，对我这样的与诗界不相干的写作者来说，也深受刺激。记得那时候我在一个会上有作过这样的发言：“《诗刊》当然可以退任何作者的稿件，任何作者不能以为自己的稿件是必须刊发的。任何其他的刊物也是一样。但是，现在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退回这位作者的这篇稿件，是因为这篇文章写得不好，没达到发表水平吗？据《诗刊》内部的人士告诉我，文章写得很有水平，也有文采，也没有‘问题’（指政治问题），之所以退稿，是因为作者别的文章被认为有‘严重问题’，因此，这个人的任何文章，就都不宜发表了。这种动辄给人从政治上定性，剥夺其发表权的作法，难道是合理的吗？第二个问题，被退稿的人，能另办一个公开出版的诗歌刊物吗？又不能。有人说《诗刊》是党办的，那么，就意味着它是公器，不是党内一派的私器，现在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路线，有的人的观点，我以为属于极左，你固然可以发表你们的观点，别的支持文学新观念、新尝试的人的观点，应该也可以发表——我还不说是应该优先发表，因为那是与改革开放配套的！”我那发言，也不过是发发牢骚罢了，起不了作用的。后来谢冕又可以在《诗刊》上亮相，是大的政治、社会格局的推进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