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症结在于，”聂赫留朵夫想，“那些人把不成其为法律的东西当作法律，却不承认上帝亲自铭刻在人们心里的永恒的、不可改变的、不能背弃的戒律才是法律。正因为这样，我跟那些人很难相处，”聂赫留朵夫想。“我简直怕他们。他们确实可怕。比强盗更可怕。强盗还有恻隐之心，那些人却没有恻隐之心。他们同恻隐之心绝了缘，就像这些石头同花草树木绝了缘一样。他们可怕就可怕在这里。据说，普加乔夫、拉辛[1]之类的人很可怕。其实，他们比普加乔夫、拉辛可怕一千倍。”他继续想。“如果有人提出一个心理学问题：怎样才能使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基督徒、人道主义者、本质善良的人，干出罪孽深重的事而又不觉得自己在犯罪？那么，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必须维持目前这样的世道，必须让那些人当省长、典狱长、军官和警察。也就是说，第一，要让他们相信，世界上有一种工作，叫作国家公职，从事这种工作可以把人当作物品看待，不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亲如手足的情谊；第二，要那些国家公职人员结成一帮，官官相护，甚至官商一体，官匪勾结，这样不论他们对待民众、犯人的行为有什么后果，都无须由某一个官员单独承担责任。如果没有这些前提条件，在我们的时代，人们就不会干出像我今天所看到的那种可怕的事来。问题的症结在于，人们认为世界上有一种游戏规则，根据这种规则人对待人不需要有爱心，但这样的规则其实是没有的。人对待东西可以没有爱心，砍树也罢，造砖也罢，打铁也罢，都不需要爱心，但人对待人却不能没有爱心，就像对待蜜蜂不能不多加小心一样。这是由蜜蜂的本性决定的。如果你对待蜜蜂不多加小心，那你就会既伤害蜜蜂，也伤害自己。对待人也是这样，而且不能不这样，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友爱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准则。的确，人不能像强迫自己工作那样强迫自己去爱某人，但也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对待人可以没有爱心，特别是你对其他的人们也有所求的时候。如果你对人一点爱心也没有，那你还是安分守己地待着，”聂赫留朵夫对自己说，“你就自己顾自己，干干活儿，就是不要去跟人打交道，免得碰钉子，自讨没趣。只有肚子饿的时候，吃东西才有益无害；同样，只有当你有爱心的时候，去同人打交道才会有益无害。只要你允许自己不带爱心去对待人，就像昨天对待姐夫那样，那么，今天亲眼看见的种种待人的残酷行为就会层出不穷，我一生中所经受的那种痛苦也会层出不穷。是啊，是啊，就是这么一回事。”聂赫留朵夫想通了。“这真是太好了，太好了！”他对自己反复说，感到双重的快乐：一方面是由于酷热之后天气凉快下来，另一方面是由于长期盘踞在心头的疑问忽然得到了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