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龚自珍所说的“变”，并不是触及封建专制制度本身的质的变化，而是在有限的范围内的“变法”，因此，他说：“体常静，用常动”[7]。龚自珍所说的“体”，就是指事物的本质特征，是决定事物性质的东西；“用”是指事物本质特征的作用和表现。在龚自珍看来，作为封建制度本身的“体”是不能动摇的，而所能变化的只是“用”而已。所以，他认为，“变”只是一个单纯数量增减的“渐变”，而不是根本性质的突变。他在《平均篇》中说：“可以更，不可以骤”[8]，又说“风气之变之必以渐也”[9]。这就是说，任何事物作为一些变更的“渐变”是可以的、必要的，但“骤变”是不可以的。龚自珍由于否认了事物的突变，最终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循环论。
魏源像
魏源和龚自珍一样，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在魏源看来，“五帝不袭礼，三王不沿乐”[10]，中国历史上的皇、帝、王、霸就好像春、夏、秋、冬是一个循环演变的过程，即使伏羲、黄帝复生，也不能“返于太古之淳”[11]。气化日嬗，无一息不变，促使社会历史由皇而帝、由王而霸，太古不能不演变为唐虞三代，唐虞三代不能不演变为春秋战国，这种历史不断演变发展的趋势是不能阻挡的。因为“势则日变而不可复者也”[12]，并且，这种发展变化的趋势总是后胜于前、今胜于古。魏源认为，后世有三件大事胜于“三代”，第一是汉文帝废肉刑，这表明三代残酷，后世比较仁慈；第二是柳宗元写《封建论》，说明三代实行分封制是私，后世改行郡县制是公；第三是废除世袭制，变为贡举制，说明后世以贡举来选拔官吏，比之三代的世袭制要好得多[13]。他认为这三大变化是不可以“复”的，并指出了“可复”与“不可复”的标准是看是否“便民”。他说：“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变可复；人情所群便者，变则不可复。”[14]在魏源看来，“人情所群便者”就是势、利、名三者，“人所聚而势生焉，则所在而人聚焉，名义所禁遏而治乱生焉”[15]。同龚自珍一样，魏源也认为历史发展变化的“势”是众人所造成的，统治者应出于公心，“以势、利、名公天下”，使“天下之庶人”都能得到利益，使“天下之君子”知所劝勉和禁遏，从而能让众人形成“势”。这样，就可以治天下，而“天子者，众人所积而成”，“故天子自视为众人中之一人，斯视天下为天下之天下”[16]。可见，魏源认为“势”是社会发展变化的推动力，是一种必然趋势。这种趋势犹如长江大河流注于大海，是不可阻挡、不可逆转的，而这种历史发展变化的必然之“势”是由人群造成的，圣贤英雄的作用就是善于掌握和利用这种“势”。他说：“圣人乘天下之势，犹蛟龙之乘云雾，不崇朝雨天下而莫知谁尸其权”，如果违背这种“势”，“强人之所不能，法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17]。在魏源的历史变易观中，他察觉到“众人”的力量和作用，“人聚则强，人散则尫，人静则昌，人散则荒，人背而亡”[18]，把强弱兴亡归结于“人”的向背，这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