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因而不可为”、“可通而不可执”是指，不能因人类自己需要而不管不顾事物承载“自然”的性质，强求改变，任意作为，其结果是“必败”；像儒家在现实存在中，“造立施化，有恩有为”，达到的结果却是“物失其真”、“物不具存”的“失德”后果。
可见，儒道两家在“可道”、“常道”形态并无不同，对于“道德”的来源或生成问题的看法也具有一致性，但在“道德”形态中，对“道德”本体的存在、表现的形式或内容则具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无疑具有多种具体表现，也有颇多的争议和对立，但从根本上看，双方的焦点集中于对“无为”或是“有为”的态度。
由于儒家坚守修身、齐家、治国的现实立场，其必然选择在现实社会里，尤其是在伦理道德领域有所作为，即尽力发挥“其德之用”，所以总体上表现为“扶阳抑阴”；而道家则从要求人类经验承载“自然”本体的立场出发，其选择主要是在儒家所极力主张的现实生活和经验领域中的反面，尤其是在个体“道德”中强调“虚”、“静”、“雌”、“柔”和“无为无造”，总体上表现为“体用皆出于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