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殷墟甲骨文的发掘和研究方面　1928—1937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的李济、董作宾等对殷墟进行发掘，前后共15次，获带字甲骨24832片，董作宾编为《殷墟文字》甲乙编，郭沫若亦将部分编入《卜辞通纂》。河南博物馆也于1929年和1930年两次对殷墟进行发掘，得到甲骨3656片，由关伯益编为《殷墟文字存真》，孙海波编为《甲骨文录》。
3．简牍发掘方面　1927年中国以学术团体名义，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合组“西北科学考察团”，北京大学教授徐炳昶任中方团长，由黄文弼代表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参加该团到西北进行考古工作，考察持续到1933年，于居延故塞发现汉代居延都尉府的简牍11000多枚，于罗布淖尔得汉代简牍及其他古物，于吐鲁番发现高昌古墓群得陶砖甚多，又于库车得壁画及写经，还有其他出土文物，以后陆续发表了《罗布诺尔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高昌陶集》、《高昌砖集》，这就是著名的新疆考古“三记二集”。劳干则根据“居延汉简”写出了著名史著《居延汉简考释》。
4．西安宝鸡周秦墓的发掘　这也是这一时期重要的考古成果。1933年，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组织到陕西渭河流域进行调查发掘，由徐炳昶领导，黄文弼、苏秉琦等参加，发掘了这一地区的周秦及汉代墓葬，历时两年。后来，由苏秉琦将宝鸡斗鸡台处的周秦墓葬资料进行整理研究，于1948年发表了《宝鸡台沟东区墓葬的报告》，在报告中，苏秉琦首创按器物形制学划分墓葬随葬陶器组合的共存关系，作为分期断代的标准方法，为后来的形制学研究树立了楷模。同时，他在研究中还提出了探索周文化渊源的线索，把我国考古学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