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与道的关系上,苏轼主张文与道俱,这与欧阳修的主张是一脉相通的。欧阳修而后,古文已定为一尊,文道关系基本上都受到散文家的重视,但在强调文重于道或道重于文上,此后的古文家有不同见解。王安石提倡为文必须为现实服务,即“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同时强调道应在文之先。根据王安石的这一理论,在其执政时,实施了重经义、策论而罢诗赋“声病对偶之文”的科举改革。王安石的着眼点贵在“适用”,兼顾“辞”与“理”,这引起了北宋古文运动的一次争论。二程理学家重道而轻文,说注意文章的表现形式是“玩物丧志”,“作文害道”。[40]苏轼更反对王安石的这种做法,他与二程走向另一极端,在《答张文潜书》中攻击王安石之文“好使人同己”而造成一时“文学之衰”。在苏轼看来,欧阳修之所以伟大,在于其能文,而不是其道。在北宋古文运动中,以“文”传“道”,是王禹偁等人提出的,欧阳修提出“我所谓文,必与道俱”,可说是文道兼重。但到了王安石那里则成为道先文后,而苏轼以欧阳修的继承人自居,攻击王安石的道先文后主张,提出了文先道后的理论。他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41],显然是把“文”放在“道”之前,故而才有“夫学以明礼,是文以述志,思以通其学,气以达其文”,把“文”看得如此之重。苏轼重文有两点,一则“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42];二则是“某平生无快意事,唯作文章”[43]。在这种观点支配下,苏轼尤重文学的艺术价值,“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可以说是这一主张的高度概括。此外他还强调文章的美感与兴会,他在《江行唱和集序》中说:“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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