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时间再向前推几十年，他就没有必要找工部的主官了。
宋初沿隋唐旧制，三司总理财政，成为仅次于中书、枢密院的重要机构，号称计省，三司的长官三司使被称为计相。
光听这叫法就很厉害，事实上权力也是非常之大，实际地位略低于参知政事。
当时名义上虽然也有工部，但其实工部仅仅是冠名权和荣典权，没有多少实际权力，自然没有多少发言权。
神宗上台后，他大概觉得三司的权力太大，也许还有别的原因，再加上机构非常臃肿，便开展了一系列机构改革。
改革的结果就是三司直接被撤销，同时恢复了工部的职权，设工部尚书、侍郎各一员，本部和屯田、虞部、水部四司郎中、员外郎各一员，主管全国城郭、宫室、舟车、器械、钱币、河渠等政令。
这样一来，工部的权力迅速膨胀，一下子变得超级牛，甚至超过了原来的三司。
到了南宋时，工部的权力甚至更大了，但这个和钟粟没有关系。
所以说，张商英能在这个关键节点混到工部侍郎的位置，可见赵煦对他有多新任。
工部侍郎虽然是副职，但也是仅次于尚书而已，而且尚书有时还不是专职的，所以工部的大多事务，往往侍郎说了就算。
钟粟在张商英这里也没呆太长时间，两人还不熟悉，所以并不适合扯淡，谈完了公事，自然就到了快走人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