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之二是推动了“上层革命”(Revolution von Oben)的爆发。在贝特-霍尔维格下台后,尽管存在军方的强力干预,但帝国政府的“国会化”色彩仍然愈加浓烈。格奥尔格·米夏埃利斯(Georg Michaelis,1857—1936)担任首相期间(1917年7月14日—10月31日),国会多数派的个别议员进入内阁,甚至为应对教皇的和平调解,首次正式参与外交决策。在格奥尔格·冯·赫特林(Georg von Hertling,1843—1919)当政期间(1917年11月1日—1918年9月30日),国会多数派甚至出任了帝国和普鲁士的副首相,为此被《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欢庆为“从德意志极权国家变成了德意志人民国家”的转折点。宪法史学家也多称这段时间为“隐蔽议会制”(Kryptoparlamentarismus)或“消极议会制”(negativer Parlamentarismus)。到1918年9月28—29日,最高军事统帅部终于批准了国会多数派一年多来的两大诉求:立即停战,准备媾和;要求赫特林首相邀请国会多数派领袖参加政府,推动政治改革。当然,这种为“上层革命”让路的举动,并非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1847—1934)、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1865—1937)之流的幡然觉悟,除了战争确实无法继续外,实则还蕴藏着军方的两大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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