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号只能代表社会或批评家主观的愿望，如果作家不响应，或者有心响应而才力不足、经验不备，仍然于事无补。我有一次戏谓：“真正威胁作家的，不是批评家，而是一位更好的新作家。”批评家充其量只能贬低作家的声誉，但是无法取而代之；一定要有一位新作家出现，把同一题材处理得更好、更新，甚至创造出一个崭新的题材，才会迫使旧的作家“过时”，而成为新题材甚至新时代的代言人。不久以前，一位旅加的数学教授回到台北，以现代诗欠缺民族性与社会感责备现代诗人，很写了几篇文章，他自己虽然也写诗，可惜诗才平平，无力以身作则，所以他的批评虽也引起了一场喧闹，却不能导致真正的革命。他的口号仍然是一句口号。只有等吴晟这样的作者出现，乡土诗才算有了明确的面目。唐文标流了血，但是没有革命，吴晟的革命却无须流血。批评和创作的不同在此。
主观要求与客观的成就之间，往往颇有距离，有时甚至是背道而驰。几乎在所有的地方，官方希望作家写什么和作家想写什么、能写什么之间，总是有冲突的。莫斯科不欢迎索尔仁尼琴那样的作家，俄国偏偏出现了索尔仁尼琴。何其芳、卞之琳、艾青、郭沫若等的后期作品，往往生硬勉强，便是客观条件被迫迁就主观要求的结果。另一方面，一位作家真想动笔写实的话，他就会面对许多现实的问题。任何社会都不免有些病态，任何现实都不免有些缺陷，要写实，就不能不多少触及。于是官方的“瓶颈”在前，批评家的压力在后，作家的处境是值得我们同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