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参见拙著《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非形式的价值伦理学》（第一和第二部分，尤其是第一部分2.5）关于客观序列和与之相应的价值的优先秩序的论述。至于这一法则的具体运用，请参见拙著《论德意志仇恨的原因》，第2版，莱比锡1918。
[10] 现代特有的劳动欲（其结果是毫无限度、不受任何需要约束的赢利欲）绝对不是肯定世界和生活的思想与感觉方式（大约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期间出现）的结果；它首先在阴郁的、敌视享受的加尔文主义的土壤里形成。加尔文主义为劳动定下了一个超验的、因而绝对无法达到的目标（“为荣获上帝而劳动”），同时，又麻醉信徒，竭力消除他们的犹豫和怀疑，让他们相信自己“受召呼”，是“主拣选的人”。
韦伯和特洛尔奇论述现代资本主义起源于加尔文主义的著作已指出这一点。参见我论述资本主义精神的文章，亦参见《论德意志仇恨的原因》。
松巴特视“犹太精神”为资本主义社会生活方式形成的一个主要原因，亦是怨恨这块土地的最早的世袭佃户，它也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与我的论题完全相符。
[11] P.W.V.Keppler主教在《更多的欢乐》一书中极为机智地表达出这种对立。对“我怎样才获得更多欢乐？”这一问题，他的回答看起来像同语反复，实际上意味深长：“你欢乐吧！”这里显明的是：自我欢乐、享受的功用与惬意与非惬意的感性数量以及相应的刺激完全不相干，因而得以归于一种特殊的文化和教养。靠寻求和制造新刺激手段不仅不能促进这种文化和教养，还使其转化为对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