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参见本书绪论第三节。
[10] 《韩非子·解老》，《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54。
[11] 《道德经·二十五章》。
[12] 《道德经·六十二章》。
[13] 《尚书·洪范》，阮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影印版。
[14] ﹙宋﹚张载：《正蒙·神化》，《张载集》，第15页。
[15] 熊十力：《新唯识论》，北京，中华书局，1985，第249页。
[16] ﹙汉﹚董仲舒：《举贤良对策》，《汉书·董仲舒传》。
[17]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第1页。
[18] ﹝丹麦﹞克尔凯戈尔：《克尔凯戈尔日记选》，晏可佳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第120~121页。
[19] 参见杨国荣：《道论》，第46~48页。
[20] See Richard Rorty: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6.
[21] ﹙晋﹚王弼：《王弼集校释》，第110页。
[22] 参见本章第四节。
[23] 严格地说，“程朱理学”所言的“理”是具有多种形态的存在，但在总体上主要表现为抽象形态的形而上学特征，如“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动而生阳，亦只是理；静而生阴，亦只是理”［﹙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一卷，第1页］。程、朱将“理”理解为天地万物所应遵循的绝对规律、规范，从而具有形而上的品质，也就呈现出有限本体的片面性特征。正如戴震对“程朱理学”的评价：“程朱乃离人而空论夫理。”（《孟子字义疏证》，《戴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302页。）以此片面性的“理”规定、规范人类生活，在很多方面易于造成戴震对“程朱理学”所批评的“以理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