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风云变幻，社会动荡，戊戌变法失败，八国联军入侵，自立军起义被镇压，一些知识分子逐渐抛弃了对清政府的幻想，走上革命的道路。孙中山是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他对流亡在日本的康有为曾经争取，对章太炎也曾交往；然而，康有为拒绝会晤，章太炎则与之“定交”，结果前者渐趋沉沦，后者投身革命。在日本流亡时期康有为和章太炎的一段经历，是他们一生政治生涯的重要转折点，而他们的“转折”，都和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有关联。
三、由“勤王”而保皇，由“革政”到革命
康有为和章太炎都是辛亥革命以后由日本回到国内的，但一个是饮恨以返，一个是载誉而归。
章太炎回国返沪，当时报纸特发《欢迎鼓吹革命之文豪》社论：
章太炎，中国近代之大文豪，而亦革命家之巨子也。正气不灭，发为国光，文字成功日，全球革命潮，呜呼盛已！一国之亡，不亡于爱国男儿，文人学士之心，以发挥大义，存系统于书简，则其国必有光复之一日。故英雄可间世而有，文豪不可间世而无，留残碑于荒野，存正朔于空山，祖国得有今日，文豪之力也。今章太炎已回国返沪矣，记者谨述数语以表欢迎之忱，惟望我同胞奉之为新中国之卢骚。[35]
誉之为“鼓吹革命之文豪”。而康有为呢？去国时是一个进步的维新运动领袖，回国时却是一个顽固保守的人了。袁世凯邀请他去北京作为反动政权的点缀。康有为没有答应，移居上海，办《不忍》杂志，言：“睹民生之多艰，吾不能忍也；哀国土之沦丧，吾不能忍也；痛人心之堕落，吾不能忍也；嗟纪纲之亡绝，吾不能忍也；视政治之窳败，吾不能忍也；伤教化之陵夷，吾不能忍也；见法律之蹂躏，吾不能忍也；睹政党之争乱，吾不能忍也；慨国粹之丧失，吾不能忍也；惧国命之分亡，吾不能忍也。”而“莫敢忘斯世也，愿言拯之”[36]。究竟是什么使他这样“不能忍”呢？社会历史的向前发展，旧的东西终将覆灭。究竟又将如何“拯之”呢？“以孔子为国教，配享天坛”，图谋封建势力复辟。一个进步的人，后来落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