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非对等的文化交流。近代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固然增进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了解，但也应该看到，在这一文化交流中，更主要的是西方文化在中国大规模地输入、渗透，猛烈地撞击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从而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深远和巨大的影响。此时，根植于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并已进入发展烂熟阶段的中国传统文化，所面对的绝不再是过去那些粗蛮古朴、很快就被中原文明所同化的马背上的征服者，而是社会文明高度发达、必将对我国文化传统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新对手。在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中，西方文化占据着主导和支配的重要地位。这种失衡的中西文化交流把教会学校推上了历史的舞台；文化交流的非正常状态，使得教会学校在中国得以出现；文化交流的非对等，使得教会学校在中国进行西方文化的渗透成为必然。从西方传教人员在中国的政治活动、教育言论和教育实践中，充分暴露了教会学校的侵略本性。毛泽东在1949年八、九月间写的评论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艾奇逊的五篇文章中，对于以美国为首的外国侵略者在中国的办学活动的本质，作了深刻的揭露。我们这里说的帝国主义的教会教育，实际都是对中国人民进行的“文化上的侵略和压迫”，都是“为了侵略的需要”，为了愚弄中国广大人民和造就服从他们的知识干部——西方资产阶级需要的买办和熟习西方习惯的奴才，从而影响中国，加速中国的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化过程，造成一些“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洋奴”[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