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3-15 花县实验区乡村基础学校学制衔接设计图（1937）[135]
实际上，实验区主要实验事业是联合进行的，青年学校培养的青年骨干训练期满回乡后，组织乡村基础学校民众学校等各学团成员，组成乡村服务团，构建建设乡村的基本队伍。乡村服务团实施项目：一为政治训练，包括民族意识觉醒、社团生活训练、组织能力培养、时事问题讨论以及近百年来中日问题研究等；二为自卫训练，包括军事与救护训练、战事防术指导与训练、国术以及中国固有民众体育（如拔河、踢毽子等），借培养新的乡村政治骨干来改进乡村。综而言之，无论乡村青年训练，乡村基础教育实验，抑或乡村建设辅导实验，最终均落到了再造乡村复兴民族的政治问题，这就急需政府行政力的保驾护航，需各个机关的联合动力，但这种力量远远不及洛阳实验区。究其原因，或许与合办机关有多处实验机关精神不暇有关，且不论社教社正全力办理的洛阳实验区，广东省教育厅主办有多处社会教育实验区（如省立蓼涌、南岗、三郡、平洲、大沥、高增等），国立中山大学亦自办乡村服务实验区、与番禺县政府合办的龙眼洞乡村教育实验区等，难以集中主要精力去推进花县实验区事业实验。“各实验研究机构之工作，如青年学校之主办，……亦多有建树。惟以设置地址均在广州附近，敌人南进陷广州后，各实验区工作随而不能赓续进行”[136]，花县实验区事业实验陷入停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