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三年四月,他下诏说: “白屋之内,闾阎之人,但有文武才能,灼然可取;或言行忠谨,堪理时务,亦录名状与官人同中。”马周的选拔虽非官府从民间录状而进,但他是唐太宗从布衣中超擢的奇士。贞观三年,唐太宗鼓励百官上书直言政事得失,中郎将常何不善文墨,乃请家客马周代草奏事二余条,常何上奏后,竟条条默合旨意。太宗感到蹊跷,因常何乃一介武夫、不通文墨,何至神来之笔及如许卓识,遂追问原委,常何据实相告。太宗感到这是一个才士,随即宣旨召见,虚怀以待,当马周迟迟未至时,他又“四度遣使催促”,显示了他对这个素未谋面的落魄文人是何等的思贤若渴。接见交谈后,深为满意,马上授官门下省,最后累官至中书令。马周的发迹可谓奇矣,他既无裙带关系可资攀附,又无资荫关系可籍恩赐,全由唐太宗求贤心切,慧眼识英,才发现了一代奇才。若无太宗自任伯乐,像马周这匹良骥也就湮没无闻。有学者对此议论道: “周之于太宗,顾不异哉!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对朝,明习宪章者,非王佐才,畴以及兹?”粗粗一看,似乎马周的发迹显得奇特、偶然,然而仔细推敲,由于他有“王佐”之才,适逢“驱驾英才”的唐太宗,故马周由“一介草茅”而一鸣惊人有其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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