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终结”理论的基点是“主体的死亡”,“主体是虚构视为，在极端意义上它只是一个建构，只是一个面具，一个角色，一个牺牲品；它充其量只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建筑，至多也不过是一个让人怀旧恋昔的肖像”①。既然主体不存在了，那么关于主体即人类的解放和自由也就不复存在了，文化批评和政治抗争也就失去存在的意义，意识形态批判也就成了一种虚幻的臆想和幻想。面对后现代主义的这种论调，伊格尔顿断然指出，恰恰相反，意识形态批判不是幻象，我们所要走出的不是人类解放的幻象，而是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只有如此，才能重建“主体”,真正实现人类的解放。
对于文化的主体性，伊格尔顿在借鉴马克思思想的基础之上，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他是从人的“身体”来重建文化主体的。他指出，“身体”既指具体感性的生物性的存在，也指劳动和社会关系的存在。其中，身体/感性对于人的生存和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人的类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而人通过实践活动来实现自己的感性活动主体的角色。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本质异化了，人的丰富的感性活动被抽象为形式化的劳动，工人的活动降低到了动物的水平，从而产生了人同自然、人同自己生命、人同人的类本质和人同人的相互异化，而这种异化的基础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因此，伊格尔顿认为，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人的感觉才能回到它们自身，才能实现人的丰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