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用宗法等级制改铸大君宗子说
张载在《西铭》中所阐明的“大君宗子说”，主要是以民胞物与思想为出发点，要人们把君主看成是天之元子，视如长兄；把辅佐君主的大臣看成君主的管家。这种用宗法纽带联结君臣、君民关系的做法，其作用是创造和谐气氛，论证天下一家的儒家理念。但是，这中间也隐藏着一个矛盾：既然君主是长兄，那么，兄弟对长兄之命可以服从，也可以不服从。尽管封建社会中嫡长子的权力是极大的，但我们毕竟只知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敢不亡”的古训，而未闻“兄要弟亡，弟不敢不亡”的告诫，二者的区别是明显的。所以，大宗君子说在本质上讲固然没有越出封建宗法制的轨道，但在客观上毕竟包蕴了一点相对对等的意味。朱熹正是有见于此，才用严格的宗法等级制来改铸大君宗子说。
首先，他要人们“事亲如事天，事天如事亲”。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忠孝思想根深蒂固，宗法观念深入人心。孝于宗族长辈，必然会忠于国家朝廷。朱熹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才将“亲”“天”并举，强调二者的一致性，以及孝亲的必要性。他自己说过：“《西铭》本不是说孝。”可见“孝”是朱熹对《西铭》的概括和发挥。而他却说这是“《西铭》之妙旨”，这就从“亲亲”的宗法观念入手，用子孝于父的驯顺观念，消除了大君宗子说中潜存的可能出现的下对上不绝对服从的危机。其次，鼓吹人有等级之爱，主张爱有差等。他认为，从心中发出的“截然不可乱”的爱，便是“义”，“且如爱其亲，爱兄弟，爱亲戚，爱乡里，爱宗族，推而大之，以至于天下国家，只是这一个爱流出来”。而这种爱是有区别的：“爱之中，便有许多差等。”“许多人物，生于天地之间，同此一气，同此一性，便是吾兄弟党与，大小等级不同，便是亲疏远近之分。”这种亲疏远近之分是以“三纲五常”为原则，是以血缘关系为依据的。于是，“这里各自有等级差别，且如人之一家，自有等级之别”[347]。由此出发而施于人的爱，自然是循天理而昭然于天下的了。最后，他要人们各安本分，不与天地相违。他说过：“世上有‘依本分’三字，只是不人肯行。”[348]因此，为了使人“依本分”，朱熹主张，在事亲方面，儿子不但必须而且只能继承父亲的志向。在事天方面，只能“述天之事”“继天之志”，否则，便是“悖德之子”“贼子”。如能循天理，爱其亲，“尽人之性”，“充人之形”，就叫做“肖”，是与长辈一样，能成器的。这样，就算尽到了为人子的“分”，符合父子之“理”。朱熹说的“君臣有君臣之理，父子有父子之理”，就是要人们遵守各自的“分”。只有各安其分，才能“各得其宜”，使“君得其所以为君，臣得其所以为臣，父得其所以为父，子得其所以为子”，“君尊于上，臣恭于下，尊卑大小，截然不犯”[3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