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第一篇文章,[1]即主张抗战胜利后应建都西安。我认为一个国家的立国精神,应该走逆势,不可走顺势。正如个人般,应努力向上,不该顺势滑下。中央政府在南京,全国知识分子经济力量都集中向东南,西北本已荒废,再加东南引诱力一拉,将更没有办法。在先是半身不遂,若不根治,到后必然会全体麻木。假使建都西安,由中央政府的领导,知识分子、经济力量,便可倒拉向那一边,逐渐移回一部分,好让两边逐渐得平衡。汉、唐立国,便是如此般由东向西倒拖的,此刻则当由南向北地逆转。我写此文后不久,美国华莱士来中国,他自新疆入境,他遇见中国欢迎使节,发表谈话说:“别人认为我从中国的后门进,实在我是从中国的大门进的呀!我经过了你们河西兰州一带,便想象到我们美国当年西部的开发。”不错,华莱士这番话,我实在非常赞同。
不久有一位朋友提醒我说,你主张建都西安,孙中山先生早曾提过了。在章太炎先生的《文集》里,有一篇记载着孙先生与章先生的一夕谈,文中记明谈话的年月日。当时孙先生说:“我们革命的首都应在武汉,此乃内陆中心,一呼百应。建国的首都应在西安,这是中国全国中心。将来要做一个亚洲的中国,则应该建都在伊犁。”孙先生这番话,实在有气魄,有远见。从他话里,可以指导我们有一百年以上的兴奋和努力。我们统治着偌大一个中国,总不该专门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杭州、福州、广州那些专供外国人吸血的新都市。应该同样注意到察哈尔、绥远、宁夏、新疆、青海、西藏以及滇西一带广漠区域。不该对这些大地面视若无睹,认为无足轻重。我因此便写了第二篇文章,再来强调我移都西北的主张。[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