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军围攻武昌城后期，双方有过议和。当时城内北兵最担心的是“南人杀北人否”。武昌城克服后，武汉百姓确有怀愤仇杀北兵的现象。北军守城将领刘玉春、陈嘉谟被俘后，曾参与调停武昌议和的商民代表赵焕章、王绳高等人担心北伐军处死刘玉春而激化南北之间的矛盾，因而上书唐生智，劝唐生智“莫植南北之恶因”，泯除南人北人之见，声称杀一刘玉春不足惜，但“南北之杀机”，将“由此而伏”，在北方数十百万鄂民的生存也将因此而受影响。旅京鄂人团体也出面营救刘玉春与陈嘉谟，通电说：“报载党军对于陈嘉谟刘玉春不履行议和条约，加以虐待，舆论颇为不满，夫统一大局，即无南北党系之分……如实为残贼，即南人也，而南人诛之不为过，北人也，而北人戮之不为非；如非残贼，则北人也，而南人亦当爱之，南人也，而北人亦当敬之，又何分于南北哉！”可见在当时一般人心目中，北伐战争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南北之争。
据黄郛当时的观察，长江流域及东南沿海一带人民的乡土观念及厌恶北军之心理，有助于国民革命军甚大，一旦北伐军出长江，北上至黄河流域后，这些有利条件逐渐冲淡，反之加强了北军的乡土观念，故用兵亦渐困难。在北伐军克复湘鄂赣后，《大公报》发表社评，亦注意到南北地缘因素对北伐的制约：“现在中外人士，多信南军能于数月内将长江以南之各省占领，惟此后南军是否仍继续北进，则无人敢预测之。中国南北人民，颇有一种界限，故南军若仍向北发展，似不如以前之易易。”